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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论

公论　（第一页  →）

感时艰溪口请命　群英皆义愤上海签名

前言

　　 关将军在战场上所建立的勋功，由东征到北伐，从剿共到抗日诸战役的特殊战绩，到上一节止，我已全部记叙过了；从这一节起，尽是一些关系党国命运，领袖安危，或他个人事业招忌受挫的内幕珍闻，外人鲜知的秘辛。如果说以上所记的，仅是关将军在军事方面的才能表现，那么以下所记的，则是将军在为人处事方面人格修养的表现。因为他每逢党国多难，领袖处境艰难时，均能不计个人成败，外界毁誉，甚至生命危险，不是毅然挺身而出，便是默然以身代罪。这种明大义，识大体，顾大局的作为，大公无私，贞忠忘我的精神，均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。

　　 可是，「我本有心向明月，无奈明月照沟渠」。他这样无私无我，心目中只有党国领袖，而无个人利害的作风，所获得的结果如何呢？乃是被投闲置散，自弃长城。到今日他已不求闻达于诸侯，淡薄自甘于现状，还曾自我解嘲说是「做了一场黄梁梦」。可是，当我们第三者知道这些内幕之情形后，总不免会扼腕而叹，顿生「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」之感！

闲话表过，言归正传：–

　　 民十六（一九二七）年，今总统蒋公，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，底定江南，建都南京，但北伐大业仍未竟全功，江北各省，仍被军阀盘据。中共乘机捣乱，造成宁汉分裂，后来武汉方面虽已决定驱逐共党，对蒋公则攻击不已。党内不能团结，北伐势必中坠；蒋公决心下野，以假成党人团结。于八月十二日深夜离京，返回老家奉化溪口小任，旋即走日本考察四十多天，十一月中旬返国；十七年一月四日返京复职，重振旗鼓，挥军北指，完成后期北伐，统一全国。这段史实，国人多知之。但促使蒋公决定下野的原因却另有内幕。关将军告我的就是这一外人鲜知的内幕情形。

　　 当时，关麟征任革命军总司令部直属补充第七团团长，与第八团团长李  ，同驻浙江省五夫兵营训练。猝闻蒋公下野归里之消息，忧心如焚，惶急莫名，即与八团少校团附邓瑞安同学前往奉化溪口晋见蒋公。

　　 蒋公正整装赴日，见关、邓两学生能于此患难中赶来拜候，情绪很是感动而且激动。以蒋公之学养修为，那一天谈起下野事，竟挥动拳头，状至愤怒说：「告诉你们同学， XXX 反叛了我，他妈的 X ，你们去当土匪，我当土匪头子。」（按：关麟征对笔者说：「你要一字不漏不错的写下这几句话，否则你替我写的这篇传记，便无价值可言了。这是我追随蒋公数十年，第一次听到他当我们学生前说骂人粗话，愤慨之情，可想而知。

　　 以蒋公之学养，怎么会这样口不择言呢？说起来也难怪，那一次假成他下野的内幕，实在太伤他的心了。所以才会在气急中当学生部属之面而有此愤慨的言态。因为所指的「 XXX 」，乃是蒋公一手提拔，全心栽培的「最亲密的战友」，看成是唯一的继承人。结果在危急时期，竟会对他「反叛」。说起这样的人或事，是谁也难以抑制怒火，而要破口大骂的。

　　 这个「 XXX 」又是怎样「反叛」蒋公的？

　　 据朱绍良将军对关麟征说：有一次蒋公召集国民革命军三个总指挥开会，朱将军以总司令部代参谋长身份参加会议。其中有两个总指挥于会议席上，力陈党内人士对蒋公的攻击，请蒋公暂时下野。朱即以脚暗撞由蒋公一手栽培的另一位总指挥，希望这位总指挥能痛陈利害，力排众议，挽留蒋公不下野。谁知这个蒋公视为「最亲密的战友」，不知他打的什么算盘，既不发言反对，也不表示与蒋公共同进退。一言不发，翘口不开，在蒋公身受党内外人士的重重压力下，袖手旁观，噤若寒蝉。这就是蒋公气恼得要讲粗口骂人，说是「 XXX 反叛了我」的愤慨话的原因。（按：蒋公第一次下野，完全是军界几个头头作怪，与党政方面之关系甚微；蒋公辞职后，党部与政府方面均曾挽留。但辞意甚坚，蒋公以后与桂系不睦，由此种因。）

　　 关麟征与邓瑞安听了蒋公的怒骂，当时表示：「只要校长有意思，学生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」。因见蒋公心烦事繁，当天便辞别蒋公，两人雇了小轿回防。至中途，蒋公人追来，每人送了十块银元。

　　 关、邓回到五夫营地，即找第八团长李  商量起事。结果由关麟征偕同八团中校团附严武同学（均是黄埔一期），赴上海见朱绍良将军，告以来意，决心联络黄埔同学，护蒋公复职，横扫党内外的牛鬼蛇神。

　　 朱绍良将军说：「总司令已去日本，留下现洋八十万元，要我与王柏龄将军负责处此事，你们可以去见王公，不要说已经到过我这里。」

　　 关、严两人见了 王柏龄 老师后，三人又回去见朱绍良。商定由他们两人分别走于上海、杭州各处，通知在杭州之同学会以及流落各处之失业同学；并由朱、王两将军写信，由失业同学持往中央军驻扎地，通知各军师团长以上之同学，秘密集中上海开会，共商起事的办法。各在职同学，均未请假，都来上海赴会。这次会议从晚上八九点钟，一直开到东方既白，整整讨论了一个通宵，人多口杂，议论纷纷。当大家知道蒋公是被迫下野的内幕，及被亲信出卖的经过后，许多人义形于色，激昂慷慨。有的人主张把「 XXX 」等那几个头头宰了！有的人认为杀不得，如果这样一杀，军队必然大乱，军阀尚在江北虎视眈眈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有人主张拖着队伍上山，照蒋公的话去做土匪。有人反对，说蒋公的话是在气急了说出口来的，我们是他训练出来的革命军人，万不能变成土匪。

　　 这样讨论纷纭，喊打喊杀的闹了一个晚上，才把情绪平定下来。最后决定，由大家联名写了一个报告，重点是请蒋公回国，拥护复职。

　　 但在轮流签名的时候，关麟征冷眼旁观，见到一个黄埔一期贵州籍同学王某（姑隐其名），用两只指头，捉着毛笔写上变体字。他当时便怀疑这个王某存有不可告人之心，不是怕事准备将来否认曾经签名，便是心怀叵恻，另有图谋。

　　 果然不出关麟征所料，这个王某跑回部队去，即将开会情形加油添醋，报告「 XXX 」总指挥。这个「反叛」蒋公的总指挥听了这个报告，当场吓得面青嘴唇白。他所统率的部队，中下级带兵官，尽是黄埔学生，也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。如果这班实际掌握抢杆子在手的黄埔学生「造反夺权」，那可了不得，将来必然会不得了。忙跑去找另两个总指挥商量，三人同认为事态严重。这班黄埔学生真个能说干就干，什么事部干得出来的，要把他们几个头头宰了，脑袋便要搬家。这三个当日迫蒋公下野的总指挥，一致感到事态严重。而且那个时期因蒋公一去，群龙无首，军事方面的几个头头，谁也不能统一驾御谁，革命大业失去重心，是国民党的最危险时期。现在又听到黄埔学生有「反夺权」的计议，知道非要把蒋公请回来坐镇这第一把交椅，才能一致对内对外，将这内忧外患的局面稳定下来。故此解铃还是系铃人，三个总指挥决定由政府出面派员赴日本迎驾，请蒋公回京复职；为安定军心起见，并将此决定向黄埔学生透露。

　　 天下事真是难说得很，关麟征与邓瑞安、严武三个人两次为蒋公的事奔走呼吁，联络开会，其实这个会开得并无结果。所谓联名签请蒋公回国，凭他们这班中下干部之请，蒋公是不会回国复职的。没想到其中有一个王某人走漏消息，向掌握黄埔系军队的「 XXX 」总指挥通风报讯，反而收到这样一个「阻吓」的效果。蒋公既接获学生的联名报告于先，又见到三个总指挥派来的迎驾代表于后，这才知道在道义、利害关系上都非他复职不足以维护革命大业的既成局面，更不足以将此局面作进一步之开展，使之完成北伐，统一全国。于是，经过政府 九月廿一日 正式发表敦促蒋公再起之通电，及国内同志电函纷驰催其返国，打消远游欧美之计划， 十一月十日 由日赋归； 十二月一日 在上海与 宋美龄 女士举行婚典；翌年 一月四日 回京复职。十八日经中央政治会议决议，特任蒋公为北伐全军总司令，并电阎锡山、冯玉祥等诸将领，准备北伐。

　　 官场如戏场，经过这一出「军变」式的环环相逼，明争暗斗，使三个总指挥对蒋公前踞后恭，逼走又请回的事件之后，数十年来，党内不但再无人敢碰一下蒋公的军权，连政权也从此稳定下来了。因为国民党的天下，也是建立在枪杆子上面的，是总理 孙中山 先生去世之后，由蒋公领导东征北伐，凭着黄埔学生建立起来的「党军」打到各地军阀低头，才把全国统一。军权既非蒋公莫属，党权与政权也就非蒋公莫属了。
　　至于民国廿（一九三一）年蒋公之第二次下野，是因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，于容纳粤方选出之中委后，电请胡汉民、汪兆铭、孙科以及粤系委员共同来京开会。胡氏电复，要待蒋公下野以后，方允来京。蒋公乃于 十二月十五日 向中央常会正式提出辞呈，将国府主席、行政院长、及陆海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一并辞去。常会接受辞呈，选任林森代理主席，陈铭枢代理理行政院长。十七日孙率粤方诸委员共同来京，然胡、二人仍在沪未来。（此次军中再无人敢参加）

　　 总统二次下野时，正在江西主持剿匪工作，已经捣毁了匪巢瑞金，并将残匪分别包围，将作最后的清剿。虽明知他自己如辞职，对日本与共匪两皆有利，但如果西南决裂，则将招致更严重的后果，故决定委曲忍让。辞职呈文有云：「现在国事至此，若非从速实现团结，完成统一，实无以策未来之胜利，慰国民之期望。……中正许身革命，进退出处，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。解职以后，仍当本国民之天职，尽党员之责任，捐糜顶踵，同纾国难。」又谓决以在野之身，力护继此而成之政府，以求国基之巩固。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二时四十分，由京归至奉化溪口故里，再度退休。

　　 可是，蒋公下野以后，政府内部的混乱，军队士气的低落，社会人心的不安，比第一次下野时更为恶化。而日本的侵略，亦愈凶险，旋在淞沪发动一二八事变。这时蒋公尚未复职，而中央精锐部队八十七、八十八两师，和敌人浴血交锋，牺牲的程度比十九路军更为惨烈。同时共匪乘我政府抗战的机会，迅速扩大「苏区」，先后攻陷赣南的赣州，闽南的漳州，及闽北、赣中等地。一时内忧外患，交相煎迫，党国岌岌不可终日。蒋公只得顺从中央决议，与内外一致的要求，和原来反对他的同志的邀请，于民廿一年三月再度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。

　　 不过，蒋公以后能稳操国民党的军政大权，数十年如一日，党内再无他人取存「夺权」之心，与关麟征第一次去奉化拜候蒋公，奔走连络黄埔同学，共策拥护蒋公之秘密会议大有关系。蒋公经过这次考验，认清楚黄埔学生的忠心。但是，也因此引起蒋公一种「心病」，由于「 XXX 」总指挥不能在临难时表示对他的拥护，而与外人同流合污，以后对军政大权的寄托赋予，自不免谨慎多疑。于是私心由此而起，派系因此而成，岂真是「人情之常，贤者不免」吗？

　　 故此，关将军叙述这一段内幕经过之后说：「我以后自身遭遇的种种，虽与蒋公这种心情无关，但却是受蒋公有了这种心情之后所造的间接影响。而蒋公原来用人惟才惟德的标准，会被其左右所改变，追根渊源，便是因为第一次下野『亲叛众不离』的原因所形成。故是，我在那次冒生命危险，不计个人一切，挺身而出奔走呼号，四处联络，召开秘密会议，虽然是出于对蒋公之赤胆忠心，但对以后这种人事上的演变，对党国究竟是祸是福？我个人那次的行为，究竟是功是过？只有留待史家评定了。」

快口直心结怨陈辞修　忠肝义胆联盟马鸿逵

前言

「袍笏巍然故宅残，入门人自肃衣冠，半生忧国眉犹锁，一诏旌忠骨已寒。
恩怨尽时方论定，边疆危日见才难，眼前国是公知否？拜足还宜拭目看。」

　　这是石首王启茂谒张文忠祠所作。文忠公即梁启超许为明代之唯一大政治家张居正。此诗际此生灵涂炭，大陆人民处身水深火热之中，读后尤使人侧然，如有所痛！
在民国当朝将相中，以文忠的「任劳、任怨、任谤、自负、自俭」等优良质量自许自期的，乃陈诚（辞修）。国人对陈氏之批评，在大陆时谤多于誉；退处台湾后，又誉多于毁。要月旦一位当朝一品大员，无论生前死后，都不是笔者这种只知片面而非全面，只看外表不明内因的人所能下论断的。惟关麟征将军以百战之身，常胜之名，竟会于抗战胜利之，被投闲置散；将这样一位有「共军 克 星」之称的方面大将，不用于戡乱战争中，外人传说，是因陈辞修只能做到「内举不避亲」，没有做到「外举不避仇」。有关陈与关两人之间的恩怨，笔者亦早有所闻，特以此请教关将军，由他亲口说出了这场人事是非的前因后果。照他的说法是「裁了一个小觔斗」。因心直口快招尤，被陈辞修记了一辈子怨，有机会就想扼压他。关氏最钦佩汤恩伯之不念旧恶，关、汤二人经常争吵，过后谁都不记心。陈辞修人小量亦小，弄得将领中好些与陈和不来也是事实。

　　 因为民十六年蒋公被三个总指挥逼迫于会场上而下野之后，当时任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将军，立即下令将总司令部之直属补充团全部撤消，士兵一律拨归东路军所辖各军师。所有官佐，除少数下级干部留用，其余完全遣散。被遣散之军官，全系黄埔各期同学，流离失所，生活无着，大敌当前，竟藏弓烹狗，其惨状与陈诚于抗战胜利后之裁编部队如出一辙，只有久暂与大小之分而已。到蒋公复出数个月，失业者即又被用。关麟征也是被裁之一，今日在台的张耀明将军，当时连吃饭也成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