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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论

公论 (第一页  

感时艰溪口请命 群英皆义愤上海签名

前言

   关将军在战场上所建立的勋功,由东征到北伐,从剿共到抗日诸战役的特殊战绩,到上一节止,我已全部记叙过了;从这一节起,尽是一些关系党国命运,领袖安危,或他个人事业招忌受挫的内幕珍闻,外人鲜知的秘辛。如果说以上所记的,仅是关将军在军事方面的才能表现,那么以下所记的,则是将军在为人处事方面人格修养的表现。因为他每逢党国多难,领袖处境艰难时,均能不计个人成败,外界毁誉,甚至生命危险,不是毅然挺身而出,便是默然以身代罪。这种明大义,识大体,顾大局的作为,大公无私,贞忠忘我的精神,均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。

   可是,「我本有心向明月,无奈明月照沟渠」。他这样无私无我,心目中只有党国领袖,而无个人利害的作风,所获得的结果如何呢?乃是被投闲置散,自弃长城。到今日他已不求闻达于诸侯,淡薄自甘于现状,还曾自我解嘲说是「做了一场黄梁梦」。可是,当我们第三者知道这些内幕之情形后,总不免会扼腕而叹,顿生「小人道长,君子道消」之感!

闲话表过,言归正传:–

   民十六(一九二七)年,今总统蒋公,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,底定江南,建都南京,但北伐大业仍未竟全功,江北各省,仍被军阀盘据。中共乘机捣乱,造成宁汉分裂,后来武汉方面虽已决定驱逐共党,对蒋公则攻击不已。党内不能团结,北伐势必中坠;蒋公决心下野,以假成党人团结。于八月十二日深夜离京,返回老家奉化溪口小任,旋即走日本考察四十多天,十一月中旬返国;十七年一月四日返京复职,重振旗鼓,挥军北指,完成后期北伐,统一全国。这段史实,国人多知之。但促使蒋公决定下野的原因却另有内幕。关将军告我的就是这一外人鲜知的内幕情形。

   当时,关麟征任革命军总司令部直属补充第七团团长,与第八团团长李  ,同驻浙江省五夫兵营训练。猝闻蒋公下野归里之消息,忧心如焚,惶急莫名,即与八团少校团附邓瑞安同学前往奉化溪口晋见蒋公。

   蒋公正整装赴日,见关、邓两学生能于此患难中赶来拜候,情绪很是感动而且激动。以蒋公之学养修为,那一天谈起下野事,竟挥动拳头,状至愤怒说:「告诉你们同学, XXX 反叛了我,他妈的 X ,你们去当土匪,我当土匪头子。」(按:关麟征对笔者说:「你要一字不漏不错的写下这几句话,否则你替我写的这篇传记,便无价值可言了。这是我追随蒋公数十年,第一次听到他当我们学生前说骂人粗话,愤慨之情,可想而知。

   以蒋公之学养,怎么会这样口不择言呢?说起来也难怪,那一次假成他下野的内幕,实在太伤他的心了。所以才会在气急中当学生部属之面而有此愤慨的言态。因为所指的「 XXX 」,乃是蒋公一手提拔,全心栽培的「最亲密的战友」,看成是唯一的继承人。结果在危急时期,竟会对他「反叛」。说起这样的人或事,是谁也难以抑制怒火,而要破口大骂的。

   这个「 XXX 」又是怎样「反叛」蒋公的?

   据朱绍良将军对关麟征说:有一次蒋公召集国民革命军三个总指挥开会,朱将军以总司令部代参谋长身份参加会议。其中有两个总指挥于会议席上,力陈党内人士对蒋公的攻击,请蒋公暂时下野。朱即以脚暗撞由蒋公一手栽培的另一位总指挥,希望这位总指挥能痛陈利害,力排众议,挽留蒋公不下野。谁知这个蒋公视为「最亲密的战友」,不知他打的什么算盘,既不发言反对,也不表示与蒋公共同进退。一言不发,翘口不开,在蒋公身受党内外人士的重重压力下,袖手旁观,噤若寒蝉。这就是蒋公气恼得要讲粗口骂人,说是「 XXX 反叛了我」的愤慨话的原因。(按:蒋公第一次下野,完全是军界几个头头作怪,与党政方面之关系甚微;蒋公辞职后,党部与政府方面均曾挽留。但辞意甚坚,蒋公以后与桂系不睦,由此种因。)

   关麟征与邓瑞安听了蒋公的怒骂,当时表示:「只要校长有意思,学生赴汤蹈火,在所不辞」。因见蒋公心烦事繁,当天便辞别蒋公,两人雇了小轿回防。至中途,蒋公人追来,每人送了十块银元。

   关、邓回到五夫营地,即找第八团长李  商量起事。结果由关麟征偕同八团中校团附严武同学(均是黄埔一期),赴上海见朱绍良将军,告以来意,决心联络黄埔同学,护蒋公复职,横扫党内外的牛鬼蛇神。

   朱绍良将军说:「总司令已去日本,留下现洋八十万元,要我与王柏龄将军负责处此事,你们可以去见王公,不要说已经到过我这里。」

   关、严两人见了 王柏龄 老师后,三人又回去见朱绍良。商定由他们两人分别走于上海、杭州各处,通知在杭州之同学会以及流落各处之失业同学;并由朱、王两将军写信,由失业同学持往中央军驻扎地,通知各军师团长以上之同学,秘密集中上海开会,共商起事的办法。各在职同学,均未请假,都来上海赴会。这次会议从晚上八九点钟,一直开到东方既白,整整讨论了一个通宵,人多口杂,议论纷纷。当大家知道蒋公是被迫下野的内幕,及被亲信出卖的经过后,许多人义形于色,激昂慷慨。有的人主张把「 XXX 」等那几个头头宰了!有的人认为杀不得,如果这样一杀,军队必然大乱,军阀尚在江北虎视眈眈,后果不堪设想。有人主张拖着队伍上山,照蒋公的话去做土匪。有人反对,说蒋公的话是在气急了说出口来的,我们是他训练出来的革命军人,万不能变成土匪。

   这样讨论纷纭,喊打喊杀的闹了一个晚上,才把情绪平定下来。最后决定,由大家联名写了一个报告,重点是请蒋公回国,拥护复职。

   但在轮流签名的时候,关麟征冷眼旁观,见到一个黄埔一期贵州籍同学王某(姑隐其名),用两只指头,捉着毛笔写上变体字。他当时便怀疑这个王某存有不可告人之心,不是怕事准备将来否认曾经签名,便是心怀叵恻,另有图谋。

   果然不出关麟征所料,这个王某跑回部队去,即将开会情形加油添醋,报告「 XXX 」总指挥。这个「反叛」蒋公的总指挥听了这个报告,当场吓得面青嘴唇白。他所统率的部队,中下级带兵官,尽是黄埔学生,也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。如果这班实际掌握抢杆子在手的黄埔学生「造反夺权」,那可了不得,将来必然会不得了。忙跑去找另两个总指挥商量,三人同认为事态严重。这班黄埔学生真个能说干就干,什么事部干得出来的,要把他们几个头头宰了,脑袋便要搬家。这三个当日迫蒋公下野的总指挥,一致感到事态严重。而且那个时期因蒋公一去,群龙无首,军事方面的几个头头,谁也不能统一驾御谁,革命大业失去重心,是国民党的最危险时期。现在又听到黄埔学生有「反夺权」的计议,知道非要把蒋公请回来坐镇这第一把交椅,才能一致对内对外,将这内忧外患的局面稳定下来。故此解铃还是系铃人,三个总指挥决定由政府出面派员赴日本迎驾,请蒋公回京复职;为安定军心起见,并将此决定向黄埔学生透露。

   天下事真是难说得很,关麟征与邓瑞安、严武三个人两次为蒋公的事奔走呼吁,联络开会,其实这个会开得并无结果。所谓联名签请蒋公回国,凭他们这班中下干部之请,蒋公是不会回国复职的。没想到其中有一个王某人走漏消息,向掌握黄埔系军队的「 XXX 」总指挥通风报讯,反而收到这样一个「阻吓」的效果。蒋公既接获学生的联名报告于先,又见到三个总指挥派来的迎驾代表于后,这才知道在道义、利害关系上都非他复职不足以维护革命大业的既成局面,更不足以将此局面作进一步之开展,使之完成北伐,统一全国。于是,经过政府 九月廿一日 正式发表敦促蒋公再起之通电,及国内同志电函纷驰催其返国,打消远游欧美之计划, 十一月十日 由日赋归; 十二月一日 在上海与 宋美龄 女士举行婚典;翌年 一月四日 回京复职。十八日经中央政治会议决议,特任蒋公为北伐全军总司令,并电阎锡山、冯玉祥等诸将领,准备北伐。

   官场如戏场,经过这一出「军变」式的环环相逼,明争暗斗,使三个总指挥对蒋公前踞后恭,逼走又请回的事件之后,数十年来,党内不但再无人敢碰一下蒋公的军权,连政权也从此稳定下来了。因为国民党的天下,也是建立在枪杆子上面的,是总理 孙中山 先生去世之后,由蒋公领导东征北伐,凭着黄埔学生建立起来的「党军」打到各地军阀低头,才把全国统一。军权既非蒋公莫属,党权与政权也就非蒋公莫属了。
  至于民国廿(一九三一)年蒋公之第二次下野,是因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,于容纳粤方选出之中委后,电请胡汉民、汪兆铭、孙科以及粤系委员共同来京开会。胡氏电复,要待蒋公下野以后,方允来京。蒋公乃于 十二月十五日 向中央常会正式提出辞呈,将国府主席、行政院长、及陆海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一并辞去。常会接受辞呈,选任林森代理主席,陈铭枢代理理行政院长。十七日孙率粤方诸委员共同来京,然胡、二人仍在沪未来。(此次军中再无人敢参加)

   总统二次下野时,正在江西主持剿匪工作,已经捣毁了匪巢瑞金,并将残匪分别包围,将作最后的清剿。虽明知他自己如辞职,对日本与共匪两皆有利,但如果西南决裂,则将招致更严重的后果,故决定委曲忍让。辞职呈文有云:「现在国事至此,若非从速实现团结,完成统一,实无以策未来之胜利,慰国民之期望。……中正许身革命,进退出处,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。解职以后,仍当本国民之天职,尽党员之责任,捐糜顶踵,同纾国难。」又谓决以在野之身,力护继此而成之政府,以求国基之巩固。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二时四十分,由京归至奉化溪口故里,再度退休。

   可是,蒋公下野以后,政府内部的混乱,军队士气的低落,社会人心的不安,比第一次下野时更为恶化。而日本的侵略,亦愈凶险,旋在淞沪发动一二八事变。这时蒋公尚未复职,而中央精锐部队八十七、八十八两师,和敌人浴血交锋,牺牲的程度比十九路军更为惨烈。同时共匪乘我政府抗战的机会,迅速扩大「苏区」,先后攻陷赣南的赣州,闽南的漳州,及闽北、赣中等地。一时内忧外患,交相煎迫,党国岌岌不可终日。蒋公只得顺从中央决议,与内外一致的要求,和原来反对他的同志的邀请,于民廿一年三月再度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。

   不过,蒋公以后能稳操国民党的军政大权,数十年如一日,党内再无他人取存「夺权」之心,与关麟征第一次去奉化拜候蒋公,奔走连络黄埔同学,共策拥护蒋公之秘密会议大有关系。蒋公经过这次考验,认清楚黄埔学生的忠心。但是,也因此引起蒋公一种「心病」,由于「 XXX 」总指挥不能在临难时表示对他的拥护,而与外人同流合污,以后对军政大权的寄托赋予,自不免谨慎多疑。于是私心由此而起,派系因此而成,岂真是「人情之常,贤者不免」吗?

   故此,关将军叙述这一段内幕经过之后说:「我以后自身遭遇的种种,虽与蒋公这种心情无关,但却是受蒋公有了这种心情之后所造的间接影响。而蒋公原来用人惟才惟德的标准,会被其左右所改变,追根渊源,便是因为第一次下野『亲叛众不离』的原因所形成。故是,我在那次冒生命危险,不计个人一切,挺身而出奔走呼号,四处联络,召开秘密会议,虽然是出于对蒋公之赤胆忠心,但对以后这种人事上的演变,对党国究竟是祸是福?我个人那次的行为,究竟是功是过?只有留待史家评定了。」

快口直心结怨陈辞修 忠肝义胆联盟马鸿逵

前言

「袍笏巍然故宅残,入门人自肃衣冠,半生忧国眉犹锁,一诏旌忠骨已寒。

恩怨尽时方论定,边疆危日见才难,眼前国是公知否?拜足还宜拭目看。」

  这是石首王启茂谒张文忠祠所作。文忠公即梁启超许为明代之唯一大政治家张居正。此诗际此生灵涂炭,大陆人民处身水深火热之中,读后尤使人侧然,如有所痛!
在民国当朝将相中,以文忠的「任劳、任怨、任谤、自负、自俭」等优良质量自许自期的,乃陈诚(辞修)。国人对陈氏之批评,在大陆时谤多于誉;退处台湾后,又誉多于毁。要月旦一位当朝一品大员,无论生前死后,都不是笔者这种只知片面而非全面,只看外表不明内因的人所能下论断的。惟关麟征将军以百战之身,常胜之名,竟会于抗战胜利之,被投闲置散;将这样一位有「共军 克 星」之称的方面大将,不用于戡乱战争中,外人传说,是因陈辞修只能做到「内举不避亲」,没有做到「外举不避仇」。有关陈与关两人之间的恩怨,笔者亦早有所闻,特以此请教关将军,由他亲口说出了这场人事是非的前因后果。照他的说法是「裁了一个小觔斗」。因心直口快招尤,被陈辞修记了一辈子怨,有机会就想扼压他。关氏最钦佩汤恩伯之不念旧恶,关、汤二人经常争吵,过后谁都不记心。陈辞修人小量亦小,弄得将领中好些与陈和不来也是事实。

   因为民十六年蒋公被三个总指挥逼迫于会场上而下野之后,当时任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将军,立即下令将总司令部之直属补充团全部撤消,士兵一律拨归东路军所辖各军师。所有官佐,除少数下级干部留用,其余完全遣散。被遣散之军官,全系黄埔各期同学,流离失所,生活无着,大敌当前,竟藏弓烹狗,其惨状与陈诚于抗战胜利后之裁编部队如出一辙,只有久暂与大小之分而已。到蒋公复出数个月,失业者即又被用。关麟征也是被裁之一,今日在台的张耀明将军,当时连吃饭也成问题。

  关麟征于被裁之后,交卸团长,孤家寡人一个,中心愤愤。同学中多有欲走极端,做拖枪杆子上山造反的。他经二期同学李焕芝(湖南人)介绍,与一个江北寡妇相识。这寡妇在年龄上可作他的妈妈,据说是革命先烈邓 X 的遗孀。高头大马,有钱有势,粗豪有丈夫气。说她先夫有数千旧部,散处在苏北一带,她愿支持关麟征,号召此数千人编成队伍。但她的另一目的,便是要关麟征能与她「公私兼顾」,除了收编这支队伍之外,还要把她也「收编」过来。这事关麟征没有答应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