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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论

公论 (  第二页

   收编邓 X 旧部的事尚无结果,蒋公已由日返国复职。他将此事报告蒋公,蒋公认为这种土匪部队不能要,即派他任警卫第二团团长。他与陈诚第一次结怨,便始于此。
   因为当时共有三个警卫团,陈诚将军任警卫司令。不久,警卫团和曹万顺将军的部队合编成为以后所谓「土木工程系」的十一师。(「土」即陈诚发迹的「十一」师;「木」即陈诚的基本部队「十八」军)。但是十一师的第一任师长并非陈诚,乃是曹万顺;陈任副师长,陈的亲合罗卓英任师参谋兵,关麟征任六十一团团长,另外两位团长是李默庵、萧干。有一天罗卓英约关、李、萧三团长谈话,要他们三人联合黄埔同学,向蒋公打曹万顺师长的小报告,控告曹不够资格任师长。用甚么「罪名」,以后大家商量。并推举陈诚由副师长升任师长,征询他们的意见。

   关麟征当时少年气盛,不知世故,天真得以为大家是在聊天,没有甚么关系。他生性心直口快,事实上他们对陈诚均无好感。他首先表示意见说:「要告就一起告,陈矮子并不比曹万顺高明,可能比曹还要坏。」

   李默庵与萧干也同声附和,对陈均有此感。

   事情与罗卓英的意愿相违,自然没有结果,可是关麟征说的话,罗卓英全部告诉了陈诚。口舌招怨,他与陈诚之间便因此结下了「梁子」,造成以后许多作梗为难的后果。

   因为不久陈诚如愿以偿,升任十一师师长,曹万顺调任总司令部参议。关麟征升任第二旅旅长,那时他才廿三岁,关氏自认幼稚。

   陈诚任师长后,就要把他们三个不顺眼的人踢开,第一个目标便是关麟征。有一次陈诚到南京晋谒蒋公,当面报告要将关的职务撤掉,说了一些「莫须有」的罪名。蒋公斥说:「关麟征我知道很好,你说他不好是你自己不会带人。」(这些是当时充任蒋公侍从副官胡靖安告诉关的。)

   陈诚碰了这个钉子,知蒋公对关麟征印象深刻,难以把他根本除掉,但又不除不快,总想将他搞走。终于用「调虎离山」之计,来一个「明升暗降」,报请蒋公将他调升陕西籍李纪才的旧部,邓英的新编第五师副师长。不久,陈诚认为不顺眼的李默庵与萧干,也都踢开了十一部。陈诚以后升十八军军长,用的都是他认为顺眼的人,中央军「土木工程系」的派系,便是由此而来。

   关麟征接任新编第五师副师长后,见到那个部队人事倾轧,各不相谋的勾心斗角情形,很感头痛。到任没有多久,师长邓英往南京听训,竟有两个团拖着枪山做土匪去了,弄得他这个副师长无所措置。这两个团上山后数天,其中之一的团长公秉藩私下来见关麟征,向他讨价还价说:「副师长如果能保升我任旅长,我可以把上山的两个团全部叫回来,并拥护你任师长。」

   关麟征当时拒绝了公秉藩的要求,更瞧不起这种拥兵自重的军阀作风。他一本军人本色,并未将公秉藩扣留,让他走了。但是,新五师之旅、团长,都是地方色彩很浓厚,资历年龄很老的军人,凭关麟征这个廿多岁的年青小伙子,代理师长职务,自是难孚众望,因此尾大不掉,还怕他后来居上,骑在他们这班老油条之上任师长。于是处处制肘,从旅长杨清源以下,都把他当仇人一般看待。他感到这个部队不能带,当众表明决无要做新五师师长的心迹,即去南京晋见蒋公。又派任教导第二师的团长,由副师长跌成团长。

   关将军说出这一段经过之后,不胜感慨的说:「我一生没有在战场上栽过觔斗,却在陈辞修面前栽了好几次觔斗;以后我在战场上归他指挥,必是官腔官调,如在山西剿共之役,武汉撤退金牛之役,陈与罗卓英均曾与我为难作对。胜利后奉命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而未成行,由杜聿明担任斯职,也是由于陈诚不给我事权统一的指挥权所致。今日辞修先生已作古,他对党国功过,后人自有评论,我除了说明事实之外,不想作其它的批评。不过,当我读史,看到李光弼与郭子仪交恶,及至戡安禄山之乱时,两人公尔忘私,不计前怨,互相协助,忠诚合作;又见左宗棠持才傲物,素来瞧不起曾国藩,而曾知左乃楝梁之才,可寄方面重任,亦不计个人恩怨,反而破格保荐。可惜我所遇到的不是郭子仪或曾国藩。个人得失事小,遗害国家事大。我也不好再说其它的话了」。

   民二十五(一九三六)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变,正史野乘,记载这一事变的内幕文字很多,其中有关麟征结盟马鸿逵,拒绝张学良、杨虎城联盟背叛中央的经过,尚未见外人道破过。


  西安事变是关麟征于廿五年冬任十一纵队司令官,以廿五师一师之众,在甘肃境内消灭共军二万余人,俘虏二千余人的大胜仗结束之后不久发生的。共军的兵力只剩得约三万的残兵败将,龟缩在延安一带惶惶不可终日(三万是中共在「星火燎原」一书自己承认的)。如果不是张学良胡涂,杨虎城鲁莽,被中共煽动而发生西安事变,中央的安内政策,快则三个月,迟则半年即可完成,有把握个祸根铲除,连根拔起。今日中国当是男一局面,不会搞出以后这一连串的祸国殃民惨变,毛泽东等人决不可能有今日,中国历史又得重写了。

  而西安事变发生的另一个原因,则是由于杨虎城的四个旅唐嗣桐、王俊、张汉民、张飞生被共消灭;后又见到共军在吃了关麟征一次败仗后,还有力量消灭胡宗南派去追击的一个旅,因此对共军的力量估计过高。兼之把省主席的位置失掉了,内心对中央不满。再加上一个「小事聪明大事胡涂」的张学友,误听人言,以为蒋公只打内战,不抗日本;为报父仇,泄「不抵抗将军」之毁怨心切,在这样三凑六合之下,便发生了那一次震惊全球,全国鼎沸,劫持统师的西安事变。等到张学良听了蒋公义正词严的痛斥:「你是我的部下,就应该服从我;你是我的敌人,就应该杀了我,除此外,无话可说。」再见到蒋公的日记,才知蒋公谋国之诚,对日抗战的深谋远虑,不但计划买军火,充实军力,连作战系统都拟好了,已划分了全国战斗序列,张学良还是内定的战区司令长官之一。至此始豁然大悟,伏案恸哭,后悔做错了事,故甘愿陪同蒋公回京,接受国法制裁。

   但事变之日,关麟征正以对共军作战大胜之余威,经贺兰山到蒙古之阿拉善旗,回截北窜共军。忽然接到胡宗南的电话,惊闻蒋公被劫持之兵变惊耗,当时昏厥难支,痛哭流泪,连电话也说不下去,以为中国这一下完了!当时中国军政,除蒋公之外,确无任何人可领导统御。

   事变之后,张学良、杨虎城派出代表到银川,拉拢甘肃省主席马鸿逵将军,欲与联盟合作,抗拒中央。马鸿逵平时与胡宗南不睦。关麟征得知张、杨代表已到银川省会,认为事态严重。如果马鸿逵与张、杨合流同污,不仅更使中央处境艰难,他在甘肃也必由友成敌。但如率部队对马取敌视态度,或作出其它决裂表示,又势必造成另一场大流血的内战。关麟征与马鸿逵平时相处颇融洽,私交不恶,思之再三,在此时期惟有以道义利害说服马鸿逵,使其不为张、杨派来游说的代表所惑,请其以国家民族为重。于是,决定往见马鸿逵,力陈大义之后说:「今日情形已迫,事秦事楚均在主席一念。如果你想与张学良、杨虎城合作抗命中央,则请将我扣留;如果你是追随中央,就应该将张、杨的代表扣留,决不可两面应付,否则两面不讨好。」

   马鸿逵听了他的话,当时热泪披面,恸哭失声说:「雨东!你还不知我是服从中央,忠心蒋公吗?我马上将张、杨的代表软禁好了。」

   马鸿逵的叔父在旁见此情形说:「鸿逵!这个时候你们最好结拜兄弟,以示忠诚为国,以后好同心协力。」

   马鸿逵闻言跪地,关麟征亦随之跪地,对天鸣誓,结成兄弟。并告马:「西安事变未解决前,我决不离开银川,共同进退。」马鸿逵也就安心了。

   因此甘肃省的马家军态度明确,忠诚拥蒋。在心理环境上,给予张、杨的打击甚大。以后胡宗南与关麟征的中央军,得到马鸿逵在粮秣被服上的接济亦很大。这段内幕,以前是从未有人曾道及的。

镇文山敌人丧气 闹人事陈诚徇私

前言

   关麟征将军以黄埔第一期的学生,获得打仗打得最多第一;又获得打仗打得最好第一;再在第一次湘北会战的一场大胜战中,获得升官升得最高的第一。他凭血汗战功得了这样多的第一之后,真是「春风得意马蹄疾」,奉蒋公召见于重庆,又曾受到抗战军人中,由前方返回后方第一次盛大的欢迎,成为名闻世界,威震全国,妇孺皆 2 的抗战英雄。照理,他应该从此平步青云,以三十多岁发挺拔之年,铜筋铁骨的壮健之身,肩担军国重任,而一路滔滔,成为党国干城才是。

   谁知大出所料,正当他如日方中之时,竟凭空吹来一朵乌云,把他遮掩得黯然无光!从此江河日下,竟被打入冷宫,一直受权势欺压,压得抬不起头来。

  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?这一场外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的人事恩怨,关将于不胜唏嘘中,也把这重内幕揭开了。

   湘北第一次会战大捷之后,中枢瞻前顾后,恐怕敌人改由越南向云南省我国之大后方进攻,决定调关麟征这个足可使日军闻名丧胆的战场虎将,坐镇滇、越边区。将关集团调往广西边境之天宝、靖西一带驻守;后将番号改为第九集团军,移驻云南通往越南的铁道以东地驻防。受其指的部队,计有张耀明的五十二军,黄维的五十四军;戴坚师;何绍周军也曾受其指挥。抵达防地之后,即将团军总司令部驻在文山,划分防区。发动地方团队,组织当地民众,作有计划的构筑国防工事,把防区构为一个铜墙铁壁的阵地,储足粮弹,严阵以待。官兵一致,信心坚定,日本人如果进犯云南,必可打出一场比台儿庄、湘北更好的仗来;将来犯之敌,歼灭于阵地前。

   可是,他们在文山等了一年,不见敌人来;等了两年,也不见敌人来。在这期间他们戈枕待旦,闻鸡起舞,恨不得发请帖把日本人请来较量一下,但日本人一直不敢在这一方面作军事上冒险。等到珍珠港战事爆发,大家一致认定日军已接近自取灭亡之日,天下大局已定,万难抽调兵力,进犯我国后门了。

   于是,大家说:「日本人听说关猛镇后门,吓得不敢来了。」又有人把他的名字用拆字法说:「将『征』拆开来,便是『文山主人』,总司令驻节『文山』,而是『双立人』,即是『文山主人』还带了很多『人』,日本人自然不政犯虎威。总司令坐镇文山,也就稳如泰山,而国泰民安,风调雨顺了。」

   可是,「塞翁得马焉知非祸」,事情就是这样利中有害,害中有利;利害相连,祸福相关,绝无纯利纯害之理。像关麟征于壮年时期,便获得了这许多个「全国第一,全军第一,全校第一」的崇高荣誉。他虽没有因「功高震主」,仍受到最高统帅的重视,但却合上了一句「人怕出名猪怕肥」的俗语,遭受到战功不如他,职位却高于他,怕他将来会「后来居上」者的嫉妬,施出大人物打「小报告」的阴谋手段,在蒋公面前一再煽风点火进谗言,制造一些无中生有的是非。正当他的事业在百尺竿头,尚差一尺;百里途程,已走到九十九里的时候,予以重重的一击!把他这个在东征北伐,剿共抗日诸战役中,战无不胜,攻无不克的长胜将军,竟会在一场勾心斗角,明压暗争的人事斗争中,被打击得既无还手之力,亦无招架之功。他自认在这方面斗不过他人,在大人物的小报告之下,一败涂地了。

   因为关麟征率部驻防云南那几年,日本人不敢来,他虽然严阵以待,却没有打过一仗。但在此期间,却发生两次人事上恩怨是非的斗争。事情的经过,笔者为存真起见,根据关将军对笔者的谈话纪录,不作字句上的增删,不作渲染的描述;本文发刊之前,曾送关将军过目;刊出之后,是非曲直,可由读者公断。

   当抗战快要接近胜利时,陈诚将军派到昆明任战区司令长官,仍兼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。

   「有一天我(关将军自称)突然奉到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的电报,要我保荐一人接任五十四军军长黄维的职务。我当时颇为讶异,黄维的五十四军,是陈诚的基本部队,怎么会调撤现职?从未要我保荐过人升官的何部长,这一次又怎么会要我荐人去接黄维的职位?陈、何两位大人物的多年暗斗明争,乃是众人皆知的,现在两人都是我的顶头上司,说实在话,我谁都不政得罪。后经打听,才知黄维因被军政部查出,财务不清,在钱字上面出了毛病因而撤职。当时我为此事很感为难,不知是何要我去接五十四军的兵权去斗陈,也还是陈想用他夹袋中人以接替黄维,故要由我出面保荐,以维持颜面。在这情形之下,真有『两大之间难为小』,使我感到左右做人难。
我生性坦率,不好转弯抹角,当即往见陈诚说:『何敬公有电报来,要我保荐一名军长去接五十四军,不知长的意思如何?』
陈诚反问我:『你认为甚么人合式呢?』

   我说:『该军副军长傅正模,资历虽深,但不善战;该军师长阙汉骞,能力颇佳,但才升任师长数月之久,马上又升军长,似乎太快。可否将我的副总司令张耀明先行兼任,经过数月之后,再由张耀明保荐阙汉骞升任军长。这个以张耀明铺路过渡的办法,不知长官意旨如何,请裁决指示。』

  陈诚当时笑颜应允,认为这是个好办法;我也自认是个好办法,对于何、陈、五十四军各方面都说得过去,公情私谊也能兼顾周到。当即以张耀明报上军政部,兼任五十四军军长职。数日之后,中枢来电「准如所请」,可是却久不见长官部将军政部的正式命令转下来。我已发觉事情不妙,陈诚将此命令留中不发,其中必然另有蹊跷,乃往长官部问讯?经过催询,才将张明的命令转下来。我即叮嘱张耀明,这是过渡的铺路方式,去接任五十四军军长后,千万不可撤换人,兼几个月便保荐阙汉骞升军长,免生麻烦。张为人耿直,他也说:『陈辞公的人,我怎敢动,请总司令放心。』